杜笃的《论都赋》建议迁都长安,写得很策略;班固维护建都洛阳,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,也极为谨慎小心。《西都赋》本为赞美、夸耀之词,不用说。《东都赋》开头云:
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:“痛乎风俗之移人也。子实秦人,矜夸馆室,保界河山,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,乌睹大汉之云为乎?”
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。下面接着一小段写“大汉之开元”,十分概括。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,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;但从前、后汉的比较来说,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、歌颂,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、详细的表述。下面说:“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,永平之事,监于太清,以变子之惑志”,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、礼制的铺叙。又说:“迁都改邑,有殷宗中兴之则焉;即土之中,有周成隆平之制焉。”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,前有先例,且居天下之中,得地利之便。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,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。
《东都赋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,赞扬了建武、永平的盛世,以“盛乎斯世”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,对西都宾先予称赞,再予批评,行文摇曳多姿,善于达意。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:“且夫辟界西戎,险阻四塞,修其防御,孰与处乎土中,平夷洞达,万方辐凑?秦岭九崚,泾渭之川,曷若四渎五岳,带河泝洛,图书之渊?建章、甘泉,馆御列仙,孰与灵台、明堂,统和天人?太液、昆明,鸟兽之囿,曷若辟雍海流,道德之富?游侠逾侈,犯义侵礼,孰与同履法度,翼翼济济也?”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、形势及礼俗之淳厚,建筑、设置之合于王道。“统和天人”、“同履法度”,点出了《东都赋》的主题;“图书之渊”、“道德之富”,是《东都赋》着力铺叙、宣扬之所在。下面照应《两都赋》开头部分:“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,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;识函谷之可关,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”。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(实际上是代指前汉)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。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。这同《上林赋》的结尾完全一样。但整个说来,班固的《两都赋》开头、结尾、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、自然,且富于情态,长于韵味。
班固此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,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,故它不似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,以气争胜,而更多实证。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,表现一种精神,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,体现一种观念。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,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。另外,同该赋中强调礼制、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,赋的语言典雅和丽(马积高《赋史》即已指出这一点),节奏步武从容,和銮相鸣,可谓金声玉振,有庙堂朝仪的风度。
在结构上,此赋对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也有突破,上文已言及。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。作为全赋的结束,《东都赋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“矍然失容,逡巡降阶,惵然意下,捧手欲辞”之后即结束,下面接上说:“主人曰:复位,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。”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,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,故将诗附于篇末,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:宾既卒业,乃称曰:“美哉乎斯诗!义正乎扬雄,事实乎相如,匪唯主人之好学,盖乃遭遇乎斯时也。小子狂简,不知所裁,既闻正遭,请终身而诵之。” 显得轻松而诙谐,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,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,带有活泼之气。其中“义正乎扬雄,事实乎相如”,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《两都赋》特色的概括。
因为此赋写洛阳的形胜、制度、文物等,同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的仅写田猎者相比,内容要更为丰富、开阔,也更能集中地、多角度、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状况,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,形成“京都赋”的类型。《昭明文选》分赋为十五类,“京都赋”列在第一。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历代赋汇》等也有“京都”或“都邑”一类。
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,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、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,乃有赖于此赋取得的成就。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,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,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、甚至摹拟的范本。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,扬雄的《蜀都赋》已有残缺,崔骃、傅毅的《反都赋》只余残章剩句,傅毅《洛都赋》也有残缺,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。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太史公:司马迁自称。先人: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。周公:姓姬,名旦,周武王之弟,周成王之叔。武王死时,成王尚年幼,于是就由周公摄政(代掌政权)。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。《易传》:《周易》的组成部分,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《周易》所作的各种解释。《春秋》:儒家经典,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《春秋》加以整理、修订而成。《诗》:《诗经》,儒家经典之一,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《书》:《尚书》,儒家经典之一,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,《礼》:儒家经典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三书的合作。《乐》:儒家经典之一,今已不传。《易传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,汉时称“六艺”。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壶遂:人名,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,官至詹事,秩二千石,故称“上大夫”。董生: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。孔子为鲁司寇:鲁定公十年(前500),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,是年五十二岁。司寇,掌管刑狱的官。三王: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、汤、文王。阴阳: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,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。四时: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。五行: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等五种基本元素,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。牝牡(pìnmǔ聘母):牝为雌,牡为雄。指:同“旨”。弑(shì是):古时称臣杀君、子杀父母曰“弑”。社稷:土神和谷神。古时王朝建立,必先立社稷坛;灭人之国,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。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。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太史公说:“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:‘自周公死后,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。孔子死后,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,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,修正《易传》,续写《春秋》,本于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乐经》的吗?’”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!寄托在我的身上呀!小子怎么敢推辞呢!
太史公:司马迁自称。先人: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。周公:姓姬,名旦,周武王之弟,周成王之叔。武王死时,成王尚年幼,于是就由周公摄政(代掌政权)。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。《易传》:《周易》的组成部分,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《周易》所作的各种解释。《春秋》:儒家经典,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《春秋》加以整理、修订而成。《诗》:《诗经》,儒家经典之一,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《书》:《尚书》,儒家经典之一,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,《礼》:儒家经典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三书的合作。《乐》:儒家经典之一,今已不传。《易传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,汉时称“六艺”。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上大夫壶遂说:“从前,孔子为什么要写《春秋》呢?”太史公说:“我曾听董生说过:‘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,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,诸侯害他,大夫们排挤他。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,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,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,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,贬抑天子,斥退诸侯,声讨大夫,以阐明王道。’孔子说:‘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,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、明显。’《春秋》,从上而言,阐明了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政治原则;从下而言,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,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,判明了是非的界限,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,褒善贬恶,崇敬贤能,排抑不肖,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,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,补救政治上的弊端,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,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。《易经》显示了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的相互关系,所以长于变化;《仪礼》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故长于行动;《尚书》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,所以长于从政;《诗经》记载了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雌雄、男女,所以长于教化;《乐记》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,所以长于调和性情;《春秋》明辨是非,所以长于治理百姓。因此,《仪礼》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,《乐记》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,《尚书》是用来指导政事的,《诗经》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,《易经》是用来说明变化的,《春秋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。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,没有比《春秋》更有用了。《春秋》全书有数万字,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。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,都记在《春秋》里了。《春秋》中,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,亡国的有五十二个,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。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,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!所以《周易》说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’。因此说,‘臣杀君,子杀父,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,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’。所以,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,否则,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,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。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,否则,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,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。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,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。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,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,得一个死罪的名声。其实,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,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,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。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,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,做大臣的不像大臣,做父亲的不像父亲,做儿子的不像儿子。做国君的不像国君,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;做大臣的不像大臣,就会遭到杀身之祸;做父亲的不像父亲,就是没有伦理道德;做儿子的不像儿子,就是不孝敬父母。这四种行为,是天下最大的过错。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,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。所以《春秋》这部书,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。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,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;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,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。”
壶遂:人名,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,官至詹事,秩二千石,故称“上大夫”。董生: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。孔子为鲁司寇:鲁定公十年(前500),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,是年五十二岁。司寇,掌管刑狱的官。三王: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、汤、文王。阴阳: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,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。四时: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。五行: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等五种基本元素,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。牝牡(pìnmǔ聘母):牝为雌,牡为雄。指:同“旨”。弑(shì是):古时称臣杀君、子杀父母曰“弑”。社稷:土神和谷神。古时王朝建立,必先立社稷坛;灭人之国,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。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。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壶遂说:“孔子的时代,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,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,孔子这才写作《春秋》,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,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。现在,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,下有自己的职守,万事已经具备,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,太史公所论述的,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?”
河清不可恃(shì),人寿不可延。
河清:古人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次,黄河一清,清明的政治局面就将出现。
顺风激靡(mí)草,富贵者称贤。
文籍虽满腹,不如一囊(náng)钱。
文籍:文章典籍,泛指书籍,代指才学。囊:口袋。
伊优北堂上,肮脏倚门边。
伊优:指逢迎谄媚之貌。北堂:指富贵者所居。肮脏:高亢刚直貌。倚门边:指被疏离。
势家多所宜,咳唾(tuò)自成珠。
势家:有权势的人家。咳唾自成珠:喻指有权势的人随便说一句什么话,都被视同珍宝。
被褐怀金玉,兰蕙化为刍。
被褐:指不慕荣利,安于贫贱的高人隐士。金玉:喻指美好的才德。兰蕙:兰和蕙,皆香草,多连用以喻贤者。刍:喂牲畜的草。
贤者虽独悟,所困在群愚。
独悟:独自明悟。
且各守尔分(fèn),勿复空驰驱。
尔: 你,你的。分:名位、职责、权利的限度。驰驱:奔走,效力。
哀哉复哀哉,此是命矣夫!
参考资料:
河清不可恃(shì),人寿不可延。
太平盛世不能等到了,人的生命是有限的。
河清:古人传说黄河一千年清一次,黄河一清,清明的政治局面就将出现。
顺风激靡(mí)草,富贵者称贤。
只好看风使舵,顺水推舟吧!谁有权势谁就是贤德之人。
激:指猛吹。靡:古同“糜”,糜烂。
文籍虽满腹,不如一囊(náng)钱。
满肚子学问比不上一袋子钱更实用。
文籍:文章典籍,泛指书籍,代指才学。囊:口袋。
伊优北堂上,肮脏倚门边。
卑躬屈膝就可以成为富贵人家,刚直的人只能依门而立。
伊优:指逢迎谄媚之貌。北堂:指富贵者所居。肮脏:高亢刚直貌。倚门边:指被疏离。
势家多所宜,咳唾(tuò)自成珠。
豪门势家处处遂心满意,咳出的唾沫都能被当作珍珠。
势家:有权势的人家。咳唾自成珠:喻指有权势的人随便说一句什么话,都被视同珍宝。
被褐怀金玉,兰蕙化为刍。
贫苦的人空怀美好的理想和才华,如同芬芳的花卉变成喂牛的干草。
被褐:指不慕荣利,安于贫贱的高人隐士。金玉:喻指美好的才德。兰蕙:兰和蕙,皆香草,多连用以喻贤者。刍:喂牲畜的草。
贤者虽独悟,所困在群愚。
有才德的人即使一个人很清醒,也只能被那些愚蠢的人所困。
独悟:独自明悟。
且各守尔分(fèn),勿复空驰驱。
暂且守你的本分吧!不要再白白地奔走。
尔: 你,你的。分:名位、职责、权利的限度。驰驱:奔走,效力。
哀哉复哀哉,此是命矣夫!
痛苦、悲哀,这就是命运。
参考资料:
这两首诗歌,揭露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的种种方面,抨击当时正邪不分、黑白颠倒的丑恶现象。其内容涉及门阀威权,戚宦当政,谄媚成风,贿赂公行,卖官鬻爵,用人惟亲,正人受害,学者遭压等等,表现了作者愤世疾邪的正直品格和不屈的战斗精神。在赋的末尾,作者假托鲁生和秦客两个人,各作诗歌一首,以深化主题。这两首诗歌既是赋的一部分,独立出来,又是两首讽刺力很强,完整的五言诗。诗歌精神与全赋是一致的,故应结合鉴赏。
诗中,作者已运用许多鲜明的比喻和强烈的对比,以锋利尖刻的语言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揭露与讽刺,所以最后出现的两首诗具有总结归纳的意义,哲理性较强,有哲言式的凝练和概括力,读起来发人深省,令人沉思。
第一首起句“河清不可恃,人寿不可延”,相传黄河一千年才清一次,古人常用“河清海晏”来比喻政治清明。人的寿命再长也不可能等到黄河清。这就含蓄而愤慨地道出东汉末年的政治已经腐烂透顶,不可救药。无独有偶,东汉大科学家、文学家张衡在《归田赋》里也感叹过“俟河清而未期”。这也许是彼时进步文人对时政的普遍看法。诗人把它用在诗的开端,其义明而深。后面六句,用三组比喻性的形象描绘出当时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。“顺风激靡草,富贵者称贤” 没骨气的小人顺风倒,不分是非,只要富贵的人就被捧为贤人。正因为如此,“文籍虽满腹, 不如一囊钱。伊优北堂上,肮脏倚门边”的怪现象才得以滋生和存在。一肚子学问不如一口袋钱,谄媚小人端坐高堂而正直之士却立在门旁,多么鲜明而辛辣的对比!把那个时代造成的丑恶和不公正,形象地暴露在读者面前,激发起人们厌恶、不满的情绪。
第二首进一步抒发了作者愤世疾邪的思想感情。前四句用另外的说法和比喻,继续讽刺黑白颠倒的现实。“势家多所宜,咳唾自成珠”挖苦势利小人之无耻与豪门权贵之气焰,既谑且虐,一针见血,与第一首“顺风激靡草,富贵者称贤”异曲同工,更为尖酸辛辣。“被褐怀金玉,兰蕙化为刍”主要强调贫寒正直之士虽然地位低下,却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深的学问。但在那个压制人才的社会里,他们被埋没了,不能显示他们的才华。作者对黑暗的揭露,进一步感叹有志有识者的不能见用,反被压抑、排斥。作者为人耿介,恃才使气,受过豪门迫害,后虽逢名人推荐,受官府征召,然皆拒不出山。所以作者最后呼喊出“贤者虽独悟,所困在群愚。且各守尔分,勿复空驰驱。哀哉复哀哉,此是命矣夫!”这其中虽流露出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孤傲之感和一些消极悲观的情绪,但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黑暗被揭示以后的一种失望了的愤怒,引人沉思。
这两首诗用典较多,然而均生动灵活。如人寿河清是隐括,顺风靡草是反用,富贵称贤是引谚,咳唾成珠是变意,被褐、兰蕙是化用,“命矣夫”是反语。诗中将贤者与愚者、富贵者,刚直与谄佞者,知识与金钱,权势与真理等,分别作了鲜明对照,以感叹兴,以感叹结,其憎俗愤世、疾恶如仇之情不可遏抑,溢于辞表,贯于通篇。
赋之篇末原有以“乱曰”、“讯曰”的形式总括全篇者。赵壹代之以两首五言短诗,这种以诗结赋的写法,大为六朝人所摹拟。如鲍照《芜城赋》、江淹《恨赋》、萧绎《荡子秋思赋》、《采莲赋》等作品皆是。而如庾信《春赋》,则在赋中时或间杂五七言诗句,使赋体更趋诗化。由此可见,赵壹《刺世疾邪赋》在艺术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,对后世也多启导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