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梦立行入长安虚 其一
邹浩 〔南北朝〕
恰到长安风色晴，一条石径坦然平。与君曳杖寻虚去，全似仙宫岭下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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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张晋卿
邹浩〔南北朝〕
年少东邻新亲家，奋然鳞鬣脱泥沙。传闻昨者数时弊，想见迩来双鬓华。局上光阴聊斗马，杯中意气莫生蛇。江鲈已过河鲀出，准拟从君烹荻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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咏新荷应诏
沈约〔南北朝〕
勿言草卉贱，幸宅天池中。微根才出浪，短干未摇风。宁知寸心里，蓄紫复含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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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花是一种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又名莲、芙蕖，古时也称为芙蓉。它那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品性，素来为诗人墨客们所赞颂，用以自喻和他喻。此诗即是其中的一首。
诗的一、二句以议论入题，针对人们因荷花是草卉而轻贱它的心理而发。天池，本谓神话中的瑶池。此诗是“应诏”之作，故这里“天池”应指皇宫内的荷池。两句意谓荷花虽为草卉之物，但其有幸植根天子之池，自与其他山泽中的草卉身份不同，也更易受人们的注目。
三、四句转入咏物本题，细致而微地描绘荷花的初生水面，应题“新荷，二字。荷的根茎最初细瘦如鞭，俗称莲鞭。莲鞭上有节，能向上抽出叶子和花梗。“微根才出浪”，就是说花梗刚刚伸到水面。这里连用“微”字“才”字，已极言其细小，下面“短干未摇风”，则更形象地体现其细小；梗干之短，甚至风亦不能使它摇动，可见它只是刚刚在水面露头而已。这两句直逼出“新荷”的“新”来，观察之细致，用笔之精到，真堪令人叫绝。在这细微之处，诗人的功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上二句写初出荷茎之至微至小，文势犹如尺蠖之屈，已蓄足了力。于是乎五、六二句，乃一变而由屈转伸，忽出石破天惊之语。“宁知寸心里，蓄紫复含红！”那荷茎长不满寸，看上去若有若无。然而谁能知道，那短茎里寓含着的花蕾胚芽，却蕴育着万紫千红的将来。只等夏天一到，它就要把那绚丽的色彩，洒满整个池塘。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（杨万里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），这满眼红绿的壮观景象，正是“新荷”的未来世界。
这首诗，单就咏物而言，也是清新可喜的。再看诗中的“勿言”、“宁知”这些强烈语气，读者就不免会推测：诗人如此用力为新荷抱不平，恐怕不会是无所寄托的吧。据《粱书·沈约传》记载，沈约幼年因父亲被诛，被迫潜窜他地，以后虽然“会赦免”，却“流寓孤贫”。但他“笃志好学、昼夜不倦”，最终“遂博通群籍”，累官至步兵校尉，“管书记，直永寿宫，校四部图书”，堂堂皇皇地进入“天池”，成为当世首届一指的大学者、大手笔。诗人看到新荷初出时的微陋，遥想自己幼小时的辛酸，他不禁深感慨。他不禁充满自信地说：新荷的今天虽然为人们所轻贱，但它在明天，定将是姹紫嫣红的创造者。诗人幸而言中，后来他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，封侯拜相。他在文学上的“紫”“红”之才，也充分发挥出来了，不仅衣被当世，而且也惠泽后人。
所以，沈约的这首诗，既是咏物，亦是抒怀。诗人咏的是荷花，但读者所感觉到的，同时又是诗人的自我形象。
游黄檗山
江淹〔南北朝〕
长望竟何极，闽云连越边。南州饶奇怪，赤县多灵仙。金峰各亏日，铜石共临天。阳岫照鸾采，阴溪喷龙泉。残杌千代木，廧崒万古烟。禽鸣丹壁上，猿啸青崖间。秦皇慕隐沦，汉武愿长年。皆负雄豪威，弃剑为名山。况我葵藿志，松木横眼前。所若同远好，临风载悠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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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。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“吴兴府城”（今浙江吴兴）附近，这不足为信。因为诗中称“闽云连越边”，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，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，古人称之为“吴地”，与诗的地望不符。按：《宋书·谢方明传》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、卢循起义中，从浙东取道“黄蘖峤”经今江西一带，逃到建康。可见“黄蘖峤”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，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（今福建浦城）不远。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。此诗写作时间，当比《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》、《迁阳亭》诸作稍晚。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，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。
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，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，和谢朓、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。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、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。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，似与谢灵运、鲍照等人相近。这首《游黄蘖山》亦属此类。诗中“残杌千代木，廧崒万古烟”二句就很古奥费解。“残杌”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，“廧崒”据余冠英先生说：“疑‘廧’作‘崷’，‘崷崒’，高峻貌”（《汉魏六朝诗选》）。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。从全诗看来，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，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。在诗中，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：“金峰各亏日，铜石共临天”，这“金”、“铜”都是形容南方闽、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，“金峰亏日”、“铜石临天”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。“阳岫”、“阴溪”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。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，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，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。“残杌”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，因此“禽鸣”、“猿啸”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。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《登庐山望石门》中的“鸡鸣清涧中，猿啸白云里”二句。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。“鸡鸣清涧中”仍为人境，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。因为这是庐山，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，在当时，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。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、猿啸，却适见其僻静。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、险峻之处，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。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，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“山泽间”的。因为想到神仙，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、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。作者说这些人“皆负雄豪威，弃剑为名山”，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，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。
当然，秦皇、汉武求仙，到头来仍不免一死。求仙的无成，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。他所以要求仙，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。无可否认的是，在江淹的诗文中，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，如《丹砂可学赋》、《赠炼丹法和殷长史》和《与交友论隐书》等。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，但又备受压抑，颇知官场的险恶。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，他深知景素的密谋，屡谏不听，未免产生悲观，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。这种情绪，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，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《采石上菖蒲》等作，亦然如此。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，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，并委以重任之后，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。
江淹这首诗的风格，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、谢灵运“极貌写物”的传统，而且在写景时，又并有鲍照那种“不避险仄”的作风。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。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，到了齐代永明（483-493）年间，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，诗风为之一变。于是就有了江淹“才尽”的故事。其实所谓“才尽”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，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，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。当然，从江淹自身来说，入齐以后，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，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